核药物研发如何发力

　　医生通过精准操作钇[90Y]树脂微球，可对中晚期肝癌患者进行降期治疗或潜在性根治；进展期的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在使用177LuDotatate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后，生存结果得到极大改善；核药物镭223可以延长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总生存期……

　　近年来，核药物不断发展，给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诊疗带来更多方案。如何进一步加快核药物研发与应用进程？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放射医学发展大会”上，业界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研发进入快速发展期

　　核药物按用途可分为诊断类和治疗类。其中，诊断类核药根据其核素性质可分为用于单光子显像的药物和用于正电子显像的药物；治疗类药物是利用核素对病变组织进行靶向性治疗，为恶性肿瘤的精准诊治提供了革命性手段。

　　随着部分医用同位素自主化及核医疗行业政策的推动，我国多个核药物研究取得进展。例如，北京协和医院在国际上率先建立新型分子探针68Ga-exendin-4的PET/CT显像方法，用于胰岛素瘤定性和定位诊断，敏感性达到98.9%，特异性与阳性预测值均达到100%，而患者检查时所受辐射剂量仅为普通PET/CT检查的10%。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团队研制出的新型固体靶核素碘-124新型示踪剂，在PET/CT和PET/MR显像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实现了无创、可视化的监测，在筛选免疫治疗潜在人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研发的99mTc标记葡萄糖类衍生物99mTc-CNDG，能有效诊断肺癌、胰腺癌等多种肿瘤……

　　近几年，多种原创或新兴同位素标记放射性药物率先开展临床研究。但受限于核素来源及研究硬件条件，创新药物研究更多围绕18F、68Ga、99mTc等加速器或发生器可获取核素的诊断药物。整体而言，我国核药物依赖进口的局面并未打破，患者用药成本高昂。

　　“我国在核药物研发领域起步较早，但未形成良好的体系化发展模式。”中国工程院院士赵宪庚分析了3点原因：一是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二是缺乏“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学科之间协作不够，药企、科研院所和临床核医学结合程度不高，核医学与专业临床需求缺乏衔接，目标导向及临床应用反馈不及时。三是科研院校专业课程设计与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过程相脱节，知识更新较慢。医院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缺乏优秀复合型人才。

　　建立健全药物研发体系

　　当前，如何提升我国核药物创新能力？赵宪庚表示，对于成熟核药物来说，要加快自主化供给。

　　在强化自主创新方面，赵宪庚建议，要瞄准临床急需药物加速研发，尤其要重视分子影像放射性探针精准靶向治疗药物在肿瘤、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治疗方面的研究。同时，要针对热门或新兴医用同位素α核素（225Ac、212Pb/212Bi等）、β核素（161Tb、177Lu、166Ho等），围绕新靶点，借助前沿新技术如计算化学、基因与蛋白组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类器官模型建立及高通量筛选等，开展创新研制。

　　在优化管理体系方面，要加快建立医用同位素长期稳定自主供给保障体系。“医用同位素是核药物的基石。”赵宪庚建议，由国家原子能机构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启动医用同位素生产堆选址和建设工作，对现有可用于生产医用同位素的研究堆挖潜增效，推动完善配套能力建设，拓展提高医用同位素产能，以应对国际医用同位素供给形势逐渐严峻的局面。

　　同时，针对临床应用、生产规范等制度的优化完善，需充分考虑核药物特殊性，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放射性药物研发和评价技术导则，以及技术评审制度、临床试验与应用规范、放射性药物生产质量与运输规范等制度体系。

　　此外，赵宪庚建议，国家科技部应设立研发专项给予持续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增设核药物研发资助方向，支持原始创新和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批准并推动有条件的院校设立核医疗学院，助力人才培养与基础科研攻关。